从腐女的耽美想象，到LGBT的现实 | 专访友善心理咨询师四月

采访前，四月正带着九岁的儿子Justin在楼下商店买计算器。计算器样式很多，但有一点相同，每一个计算器的加号键都明显和其他按键不一样，占据了更多的空间。Justin执意要买下唯一一款所有按键都一样的计算器，他的理由是：“不要歧视，所有按键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有歧视。” 这样一句充满“平权意识”的童言，或许正是耳濡目染的结果。

四月第一次接触同志公益是在2014年，她在一家男同志社群公益机构做HIV检测志愿者。

她经历了太多令人唏嘘的时刻。一张薄薄的检测单可能承载着一个人全部的希望或信念。而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则如同一道晴天霹雳。有些人当场崩溃大哭，有些人突然转变了神情，更多的人则是陷入长久的沉默。

这和四月对同志社群的最初想象并不相同。

四月其实并不是性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作为已经结婚生子的“直女”，耽美文学为她打开了“同志”世界的大门。和很多“腐女”一样，她曾读耽美小说读到痴迷，甚至洗澡时一个人在卫生间嚎啕大哭。

耽美小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当她开始关注现实中的同志社群、甚至尝试以志愿者的身份近距离地和社群接触时，她看到了一个和耽美文学构建出的“想象的同志群体”截然不同的现实。

这个现实比小说残酷太多，也复杂太多。

HIV检测不仅仅是流行病学上的检测和统计，更是直接面向感染者的支持。她需要强大的承受能力来处理种种消极情绪，还要帮一些濒临崩溃的感染者疏导情绪。

四月从没想过，心理学背景成为她的一大优势。共情和不批判的态度，让很多社群伙伴愿意来找她倾诉。大家的故事让四月更深地体会到HIV给感染者带来的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从前梦想的职业因为就业歧视成了幻想，人生规划都要打乱重来。

雪上加霜的是，艾滋病和同性恋的污名也会让感染者陷入深深的羞耻之中，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成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秘密。而每一次服药，都要躲避旁人，都是一次和疾病、羞耻、痛苦的交手。

四月明白，小说让人们对于同性的爱有所共情，但却永远不能代替或解决现实的困境。于是，她也开始更多地在现实层面关注同志社群，把耽美文学中的美好描绘落地为现实议题。

2014年，四月的全职工作在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负责管理机构的咨询热线、接待来访。尽管服务的主体并不是性少数群体，但平时也会遇到LGBTQ来访者，或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咨询性取向。

在这些个案中，四月发现机构的咨询师们对性少数群体并不了解，甚至存在很多偏见。

有一次四月听到一位咨询师接热线，遇到一位女性来电说自己可能是女同性恋。咨询师提出质疑：“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性恋？”接下来便开始和来访者探讨，问她：“你和男生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尝试和男生交往？”、“要多尝试……”。

还有一位妈妈带着儿子来访，这个青春期向家人出柜的男孩被咨询师斥责“为什么要搞同性恋？”、“你为什么要这样气家长？”。

这些事令四月感到惊诧和不忿。“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去给人答疑解惑？怎么能这样直接去否认别人的自我认同？”，在处理性少数群体的问题这方面，四月觉得机构实在“做的太糟糕了”。

她也意识到，性少数群体在寻求心理援助时会遇到的真实困境：对面的专业助人者，可能并不了解 ta 的需求。

四月开始自己着手准备材料和课程，在机构新咨询师的入职培训中加入性/别多元的内容，让大家对性别认同、性倾向这些知识有基本的了解。这些尝试推动了细微的改变，逐渐地，在遇到LGBT群体来访时，同事们也能够提出很多不带偏见的、有价值的问题。

四月在机构中遇到的现象，也折射出性少数群体在求助心理咨询时的现实。

一直以来，由于社会偏见和社会压力的存在，性少数群体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更高的抑郁风险。不可见，许多心理咨询师不了解相关议题，或者本身就存在偏见和歧视，对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

早在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移除。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承认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或不正常，且无需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疗。性取向基本是持久稳定的，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它能够被改变。

在中国，2001年颁布的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中，也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表中删除，实现了部分去病理化。

然而根据北京同志中心2015年发布的《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仍然有86.9%的精神卫生及心理咨询师认为“性倾向可以改变”或“部分人可以改变”；有35.3%的调查对象赞同同性恋“是心理疾病”。

《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北京同志中心（2015）

于是，基于这些“性倾向可以被改变”、“同性恋是疾病”等错误的认知和假设，有些机构和医师便以“治疗”为由，通过心理、药物、物理等各种方式，试图改变来访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也就是进行扭转治疗。

扭转治疗的基础是“厌恶疗法”，在刺激同性情欲的同时，通过电击、催吐等方式在生理上使其感到恶心，其他扭转治疗的方式也包括强行进入异性关系或和异性发生性行为。这些手段不但毫无用处，反而可能会强化来访者的自我厌恶感，并且因此导致更深的抑郁、焦虑等情绪或精神问题。这些打着“改变性取向”幌子，强行电击、服药的“治疗”，实质上是伤害和虐待。

然而如此违反道德的行为，还是得到了不少认同。报告数据显示，在接待过同性恋来访者的精神医师和心理咨询师中，有36.2%的人都表示支持性倾向扭转治疗，更有14%的人曾实施过扭转治疗。

《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态度调研报告》，北京同志中心（2015）

面对不了解性少数群体、甚至不少从业者支持扭转治疗的现状，北京同志中心从2012年12月开始，展开面向全国精神卫生与心理咨询从业者的“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试图通过增进心理咨询师群体对LGBT群体的认知、打破偏见、消除误解和歧视，来创造一个更加LGBT友善的心理咨询环境。

也正是在这个项目运行到第七期时，2015年，四月和北同相遇。

在培训中获益良多，恰逢人事变动，北京同志中心向四月抛出了橄榄枝，由此开启了四月作为北同心理部门主管的四年时光。

曾在机构内部为入职同事做性少数人群科普的她，现在在更大的平台上，将友善心理咨询带到更远的地方。

她看到了进步。2020年，培训做了十几届，有超过一千位咨询师参与。四月看到了逐渐变好的趋势：“感觉真的，对社群有了解、真的友善的咨询师，比例是在增加的。”

北京同志中心友善心理咨询服务

某次培训的时候，有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咨询师说，在大学里面接触到蛮多男同性恋，曾经还遇到过一个来访者，宿舍里除了一两个人外都是同性恋。随后以调侃的态度抛出了一个非常歧视性的问题：性取向是不是真的会传染？

“这时候培训中其他学员就都不干了，纷纷站出来反对。因为在培训前期阶段，导师讲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科普性的、很专业的知识，所以学员们形成了比较客观和正确的认知。在培训的后期，如果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的时候，很多学员都能够自发地纠正错误的观点，把正确的知识说出来。”

这些经历让四月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做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过程中收获的成就感。

除了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基础知识的科普，四月也加入了心理咨询专业性的训练，其中一点就是“多元胜任力”的培训。

作为咨询师，有可能会面对很多和自身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来访者，比如各种肤色、各种种族，包括性少数群体。

所谓的“多元胜任力”，能帮助咨询师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来访者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而做到这点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咨询师的自我觉察：训练咨询师观察和反思自己内心对来访者、对性与性别议题的态度。“比如说作为一个异性恋咨询师，要自我觉察到底会不会在内心歧视同性恋或者跨性别？”

这个训练的重要性在于，歧视与不友善往往是隐性的，没有这样的自我觉察，有时候表现出的友善并不一定是真的友善。就像四月之前工作的机构里，咨询师质疑来访者：“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性恋？”尽管咨询师本人用了很友善的口吻，但问出这样的问题时就已经说明，咨询师潜意识里是异性恋中心的、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毕竟没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异性恋?”，也不会有人把喜欢异性归因为童年经历、情感创伤。

这种隐性歧视，也许咨询师没有意识到，但作为来访者却是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的，有时候可能还要来访者去提醒、教育咨询师，关于性别、性倾向、性别表达的常识。然而这些因为咨询师的知识不足造成的时间成本，事实上是损害了来访者的利益的，违背了心理咨询中来访者利益至上的原则。

和主流社会中一些人对同性恋“不反对不支持”的态度一样，也有心理咨询师觉得LGBT群体是少数，没必要了解，或者认为LGBT群体和别的群体没有差别，我不反对不歧视，和其他来访者一样对待就好，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

四月提到所谓的“一视同仁”有时候远远不够，“如果说是从‘一个咨询师看待每个来访者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角度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对于来访者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以及成长经历中可能和其他群体不一样的种种一点都不了解的话，建立关系和理解对方的时间都可能要更长。”

今年7月，四月从北同正式离职，但仍然作为和北同合作的友善心理咨询师，继续为社群提供公益价的友善咨询服务。

在中心工作的这四年，被四月形容为“一段独一无二的、最多元、最丰富多彩的日子，也是最深刻的人生体验之一”。这四年为社群的服务的过程，也是四月重新认识自我的旅程。

不知不觉中，对于多元性别的了解和自我探索，让四月也打破了自己原来的二元性别的观念、开始认同亲密关系并不一定要局限于性别、开始丰富对各种性别的感受、开始抛却社会既定的条条框框。四月说，“这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这些概念好像慢慢被淡化，甚至边界感完全消除了。”

有时候回想自己的改变，四月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还记得一次看A片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跨性别者，觉得很恶心，然后我赶快就快进跳过了。但是到后来我看了很多耽美，也看了很多gay片之后，突然想起来这个经历，才发现原来自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我相信之前的那种反感也不一定是真的反感，只是它代表着我当时关于多元性别这个事情，受外界影响的一个状态。”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经历，四月在教育儿子Justin的时候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更加多元的性别观念：“我记得他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去苏州玩，商业街有很多买织锦的小店，然后他看到一个织锦的小包就特别喜欢，我当时也没有拦着他就给他买了，他就挎着那个小包特别美地逛街。我不会说他这样有什么问题，或者作为一个男孩子就不应该这样。”

随着对LGBTQ议题的深入了解和自我探索，四月觉得性别议题不止于性别。从性别出发，它有着更丰富的延展， “心理学一直在讲，很多时候困扰来源于非黑即白、刻板的东西，就好像把人心都束缚了一样。而多元性别的观念，其实也可以拓展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让你带着更包容、接纳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任何事情。”

而当我们能够打破非黑即白的对立时，解放的也是内心的渴望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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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Lydia Lachlan

文/Lydia

编辑/几点

排版/阿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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